反思死亡医学化(7)

2 死亡医学化的定义及产生的影响

死亡医学化指死亡原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被构建成为医学问题，并被用医学的语言去解读和解决。作为最早提出“医学化”理论的学者，伊里奇对死亡医学化采取了严厉批判的态度：“像工业社会的所有其他主要仪式一样，医学在实践中以比赛的形式出现。医生的主要职责是裁判员。他是社会主体的代理人或代表，有责任保证每个人按规则比赛。当然，规则就是禁止离开比赛和禁止以任何未被裁判规定的方式死亡。死亡不再发生，除非作为药师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而出现。”[3]他甚至写道：“现代医学终结了自然死亡。”[17]伊里奇担心，当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为防止加速死亡而忙着设置条条框框的时候，他们其实忽略了医学化对延长死亡的影响[3]。也许伊里奇对医学的态度显得过分消极，但如果我们放眼临床，却不难发现现代医学工程和技术的发展的确正在加剧死亡的医学化。死亡被构建成为医学问题，被当作一种可以被医学定义的异常状况，而不再被当作生命过程的一个正常环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讣告上看到越来越多“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的表述。面对如此等等的场景，舒缓医疗专家斯蒂芬·康纳（Stephen Connor）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贯穿整个20世纪，现代医学已经把死亡的体验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转变成高技术的活动。二战以后医学取得长足进步。很多药物制剂被发明出来，用于治疗疾病；很多医疗技术被发明出来，用来防止死亡。一个似乎没有人察觉到的目标就是消除死亡。人们在医疗机构中死去，而不是在家里。”[18]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死亡医学化带来的影响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死亡的机构化。多项调查显示，50%到86%的患者在医院、临终机构或其他护理机构去世，尽管其实50%~70%的患者更愿意在家中离世[19,20]。在现代医学没有出现和普及的年代，当一个人被诊断为临终状态，他（她）不会被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相反，他会在家中、在家人的陪伴和照料之下离开人世。现如今，随着现代医学工程的进步，医学的科学理念深入人心，医学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圣经”。医学不仅以拯救众生的面貌出现，还成为解释各种生命形态的最终答案。很多人坚信医学的神圣性，并将对抗死亡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医学上。越来越多的个体在面临不可避免的死亡时，被亲友家人送到医疗机构中接受治疗，直至被宣布治疗失败。很多临终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经受着胸外按压、电击除颤等无效的治疗手段，同死神做最后一搏。

二是死亡仪式的弱化。当医学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合理解释死亡的话语，死亡原本具有的自然和社会属性慢慢弱化，人们对死亡仪式的认识也因此发生改变。在科学至上的主流文化影响下，死亡仪式被认为不符合科学精神、背离科学，是封建迷信的理念。受此影响，很多现代中国人主动简化死亡仪式，久而久之死亡仪式被边缘化，甚至被摒弃。哪怕是在那些较为完整地保留死亡仪式的群体中，人们的参与感也越来越低，多数是为了尊重传统而不得不为之，以至于仪式本身流于形式，丧失了原本丰富的人文内涵。

三是拒绝死亡。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形成“拒绝死亡”的社会文化[21,22]。但其实不只是在西方社会，拒绝死亡的社会文化对我国民众面对死亡的态度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在临终时被送到医院接受创伤性大又无法扭转死亡进程的治疗手段。在拒绝死亡的文化情境下，无论是医生还是家属都对死亡闭口不谈，仿佛这样患者就能够躲过死神的追捕。人类学家杰弗里·格勒（GeoffreyGorer）生动地将死亡的禁忌文化称为“死亡的色情”（“pornography of death”）——死亡就像不能拿到台面的色情文化一样，尽管是个人对自然过程的体验，但却不能够与他人讨论[23]。列夫·托尔斯泰在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就描述了这种场景：每当伊里奇想要同医生和家人讨论死亡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他“你会好的”，但伊里奇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他知道自己离死亡不远了。书中写道：“最折磨伊凡·伊里奇的是欺骗，是谎言，是不知为何他们都认为他不是快死了，他只是生病而已，只要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并接受治疗，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他们只希望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24]。

3 对死亡医学化的几点反思

文章来源：《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 网址: http://www.htyxyyxgc.cn/qikandaodu/2021/0112/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