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死亡医学化(2)

然而，后来对于医学管辖权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福柯等学者不再认为医学化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完成的，而是出现在医学社会主体（social body）的方方面面。医学不再以专制的形式治理民众，而是在公民自发的支持下完成。福柯和他的追随者认为，公民对于法律的不平等会产生强烈抵制，但对于打着健康旗号的不平等，公民则不仅会忍受甚至会推动它[11]。例如，女性患者在推动分娩福利和激素治疗等医学化过程中其实起到主导地位[1]。还有其他学者提出，推动医学化的力量除了医生和患者，还有医药公司、保险公司、政府等其他机构[2, 5]。相比其他群体，医生已经不再是医学化的主要推动者。

之后，对医学化的批判声中开始渐渐出现呼吁反思的声音。有学者指出，“医学化”论调有过度批判的嫌疑，医学并不像被批判的那样有如此大的权力[5]。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医学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医学化，也有去医学化（demedicalization）[2]。去医学化是指，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医学范畴的问题不再用医学术语来定义，或用治疗方案加以处理。比如，同性恋原本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现在则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此外，有些学者指出医学化所产生的结果并不都是坏的，医学化也可能对患者有利，如对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医学化可以让患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疾病[12]。

目前国内对医学化的研究属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人自然生命进程的医学化，如孕产行为的医学化；二是对越轨行为医学化的研究，如网瘾行为的医学化；三是对医学化涵义及发展历史的梳理。其中，有关“分娩医学化”与“网络成瘾医学化”的研究论文占了近一半的体量，因而有学者认为我国关于医学化的研究主题过于单一[13]。我国现有有关死亡医学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过度治疗或医学技术化对死亡质量的影响方面[14-16]。本文同样着眼于医学技术化的当下社会，但更多关注的是死亡的本质和属性等本体论问题，并试图通过伦理论证的方式指出死亡医学化的弊端。

2 死亡医学化的定义及产生的影响

死亡医学化指死亡原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被构建成为医学问题，并被用医学的语言去解读和解决。作为最早提出“医学化”理论的学者，伊里奇对死亡医学化采取了严厉批判的态度：“像工业社会的所有其他主要仪式一样，医学在实践中以比赛的形式出现。医生的主要职责是裁判员。他是社会主体的代理人或代表，有责任保证每个人按规则比赛。当然，规则就是禁止离开比赛和禁止以任何未被裁判规定的方式死亡。死亡不再发生，除非作为药师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而出现。”[3]他甚至写道：“现代医学终结了自然死亡。”[17]伊里奇担心，当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为防止加速死亡而忙着设置条条框框的时候，他们其实忽略了医学化对延长死亡的影响[3]。也许伊里奇对医学的态度显得过分消极，但如果我们放眼临床，却不难发现现代医学工程和技术的发展的确正在加剧死亡的医学化。死亡被构建成为医学问题，被当作一种可以被医学定义的异常状况，而不再被当作生命过程的一个正常环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讣告上看到越来越多“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的表述。面对如此等等的场景，舒缓医疗专家斯蒂芬·康纳（Stephen Connor）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贯穿整个20世纪，现代医学已经把死亡的体验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转变成高技术的活动。二战以后医学取得长足进步。很多药物制剂被发明出来，用于治疗疾病；很多医疗技术被发明出来，用来防止死亡。一个似乎没有人察觉到的目标就是消除死亡。人们在医疗机构中死去，而不是在家里。”[18]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死亡医学化带来的影响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死亡的机构化。多项调查显示，50%到86%的患者在医院、临终机构或其他护理机构去世，尽管其实50%~70%的患者更愿意在家中离世[19,20]。在现代医学没有出现和普及的年代，当一个人被诊断为临终状态，他（她）不会被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相反，他会在家中、在家人的陪伴和照料之下离开人世。现如今，随着现代医学工程的进步，医学的科学理念深入人心，医学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圣经”。医学不仅以拯救众生的面貌出现，还成为解释各种生命形态的最终答案。很多人坚信医学的神圣性，并将对抗死亡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医学上。越来越多的个体在面临不可避免的死亡时，被亲友家人送到医疗机构中接受治疗，直至被宣布治疗失败。很多临终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经受着胸外按压、电击除颤等无效的治疗手段，同死神做最后一搏。

文章来源：《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 网址: http://www.htyxyyxgc.cn/qikandaodu/2021/0112/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