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死亡医学化(3)

二是死亡仪式的弱化。当医学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合理解释死亡的话语，死亡原本具有的自然和社会属性慢慢弱化，人们对死亡仪式的认识也因此发生改变。在科学至上的主流文化影响下，死亡仪式被认为不符合科学精神、背离科学，是封建迷信的理念。受此影响，很多现代中国人主动简化死亡仪式，久而久之死亡仪式被边缘化，甚至被摒弃。哪怕是在那些较为完整地保留死亡仪式的群体中，人们的参与感也越来越低，多数是为了尊重传统而不得不为之，以至于仪式本身流于形式，丧失了原本丰富的人文内涵。

三是拒绝死亡。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形成“拒绝死亡”的社会文化[21,22]。但其实不只是在西方社会，拒绝死亡的社会文化对我国民众面对死亡的态度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在临终时被送到医院接受创伤性大又无法扭转死亡进程的治疗手段。在拒绝死亡的文化情境下，无论是医生还是家属都对死亡闭口不谈，仿佛这样患者就能够躲过死神的追捕。人类学家杰弗里·格勒（GeoffreyGorer）生动地将死亡的禁忌文化称为“死亡的色情”（“pornography of death”）——死亡就像不能拿到台面的色情文化一样，尽管是个人对自然过程的体验，但却不能够与他人讨论[23]。列夫·托尔斯泰在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就描述了这种场景：每当伊里奇想要同医生和家人讨论死亡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他“你会好的”，但伊里奇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他知道自己离死亡不远了。书中写道：“最折磨伊凡·伊里奇的是欺骗，是谎言，是不知为何他们都认为他不是快死了，他只是生病而已，只要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并接受治疗，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他们只希望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24]。

3 对死亡医学化的几点反思

上文对死亡医学化的基本概念及影响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希望对死亡医学化做出一些反思。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指出医学化对死亡的消极影响，并提出对死亡医学化进行反思，并不代表作者否认现代医学和医学工程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做出的贡献。例如在本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呼吸机在拯救重症患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本文更希望引发对一种绝对性论调的思考，例如认为只有医学才能界定、解读和认定死亡，或者认为死亡是可以被医学解决的一个“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医学的局限性。人们习惯性地用医学定义和解读死亡，死亡被简单地用医学解释为“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永久性停止”[25]。但其实医学本身并不完美，从“心肺死亡”标准转变为“脑死亡”标准才不过短短几十年的事情。哪怕到现在，医学科学也未能完全搞清死亡的机理机制。关于死亡，医学仍然有很多无法解释的难题。如果简单地认定医学对死亡的定义和解读就是真理，实际上就已经堕入到唯科学论的泥沼。其实医学不仅在定义和解读死亡方面不完美，更不可能完全“解决死亡”。无论是医疗从业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该认识到：医学对于死亡的解释也许在无限接近真相，但不管未来我们的医学如何发展，医学工程如何进步，医学都不可能阻止死亡的到来。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理念，不能认识到医疗的局限性，仍然认为医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我们必然无法坦然地接受死亡。如果执拗地认为死亡是可以被医学解决的一个问题，医学工程的发展必将忽视患者人性上的需求，“基因编辑”婴儿等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也将不足为奇。所以，未来医学和医学工程的发展不能够仅仅关注科学性和技术性，更要注重人性。

其次，不要再继续营造“拒绝死亡”的文化环境。“拒绝死亡”的文化不仅不能够缓解患者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可能加重患者的恐惧。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及很多专家的研究都表明，很多重症患者或者临终患者其实有谈论死亡的欲望，但是“拒绝死亡”的文化导致他们一开口就被打断，患者不得不独自排解恐惧[2, 9]。除了加重患者心理负担，“拒绝死亡”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因为对治疗效果不满意而引发的伤医事件。由于对医学抱有过高期待和幻想，很多家属认为死亡是可以通过治疗而被避免的，他们因而不愿意承认死亡，拒绝接受死亡，他们认为死亡是治疗失败的后果。当医务人员未能挽救患者生命时，家属认为医务人员应该为患者的死亡承担责任，进而为了给患者讨回“公道”而诉诸暴力。过度医疗也是“拒绝死亡”的后果之一，不仅降低临终患者的死亡质量，也给患者家庭带去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不要继续营造“拒绝死亡”的文化环境迫在眉睫。

文章来源：《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 网址: http://www.htyxyyxgc.cn/qikandaodu/2021/0112/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