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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死亡医学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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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化一词首次出现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一书中[1]。对医学化最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异常的医
医学化一词首次出现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一书中[1]。对医学化最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异常的医学化”（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ce），即一些原本被认为是越轨的社会问题或行为问题被当作医学问题而提出和解决。例如，酗酒、成瘾、学习障碍等就是被医学化的社会问题[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等学者提出，病理学适用范围的制定以及对人身体和行为的规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建构[4]。他们反对用“医学模型”来解读社会行为。他们认为医学所定义的“异常”将某一群体从人群中分离了出来，而把医学当作可以诊断和治疗社会和个人的“顽疾”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更会造成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导致有些原本属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被个人化，最终个人不得不为社会问题买单[5]。福柯甚至提出罪犯是标签化的受害者，疯子只不过是探索心灵自由的人，医生包括精神科医生才是真正的恶人，因为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权利将某些人诊断为病态状态，不断加固社会对某些人的成见，使得他们被隔绝在社会之外[5]。医生群体和医学专业也因而受到强烈抨击。部分学者指出，正是医生在不断地制造疾病，导致被诊断为“有病”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伊凡·伊里奇在他的著作《医学的局限：医学的复仇》（Limits to Medicine: Medical Nemesis）中指出，医疗机构制造了临床、社会和文化的“医源性疾病”（iatrogenesis），这些医源性疾病已经“威胁了健康”[6, 7]。在他看来，西方医学把治愈、衰老和临终的问题看作是疾病，这使得人类生活被“医学化”，让个人和社会无法面对这些自然过程[7]。
但后来，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医生和医学专业在医学化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像他们之前假设的那样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医生有时不得不被动接受医学化，他们甚至会扮演反对医学化的角色。例如，酗酒被当作疾病治疗其实是社会建构和政治建构的结果，而非医学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境下，美国医学会虽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承担起对酗酒患者的治疗[8]。
之后有关医学化的研究转向医学管辖权，其中米歇尔·福柯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医学化向现代内涵的转变[4, 9]。福柯在1974年的演讲《社会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Social Medicine”）中首次提到“医学化”一词。他讲到：“自18世纪起，人类的存在、人类的行为、人类的身体都被带入到一个越来越紧密和重要的医学化的网络之中，越来越少的事物能够从这个网中逃离出去。”[10]他指出，德国的“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是利用医学警察来增加国家的集体力量；法国的隔离制度和对抗瘟疫的经验，让卫生机构学会观察和区别对待患者，并通过管理那些可能携带疾病的水和空气来管理患者，从而形成“政治医学的理想模型”（politico-medical ideal）；而英国“劳动力医学”（labour force medicine）的出现则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的健康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安全。
然而，后来对于医学管辖权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福柯等学者不再认为医学化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完成的，而是出现在医学社会主体（social body）的方方面面。医学不再以专制的形式治理民众，而是在公民自发的支持下完成。福柯和他的追随者认为，公民对于法律的不平等会产生强烈抵制，但对于打着健康旗号的不平等，公民则不仅会忍受甚至会推动它[11]。例如，女性患者在推动分娩福利和激素治疗等医学化过程中其实起到主导地位[1]。还有其他学者提出，推动医学化的力量除了医生和患者，还有医药公司、保险公司、政府等其他机构[2, 5]。相比其他群体，医生已经不再是医学化的主要推动者。
之后，对医学化的批判声中开始渐渐出现呼吁反思的声音。有学者指出，“医学化”论调有过度批判的嫌疑，医学并不像被批判的那样有如此大的权力[5]。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医学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医学化，也有去医学化（demedicalization）[2]。去医学化是指，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医学范畴的问题不再用医学术语来定义，或用治疗方案加以处理。比如，同性恋原本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现在则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此外，有些学者指出医学化所产生的结果并不都是坏的，医学化也可能对患者有利，如对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医学化可以让患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疾病[12]。
目前国内对医学化的研究属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人自然生命进程的医学化，如孕产行为的医学化；二是对越轨行为医学化的研究，如网瘾行为的医学化；三是对医学化涵义及发展历史的梳理。其中，有关“分娩医学化”与“网络成瘾医学化”的研究论文占了近一半的体量，因而有学者认为我国关于医学化的研究主题过于单一[13]。我国现有有关死亡医学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过度治疗或医学技术化对死亡质量的影响方面[14-16]。本文同样着眼于医学技术化的当下社会，但更多关注的是死亡的本质和属性等本体论问题，并试图通过伦理论证的方式指出死亡医学化的弊端。
文章来源：《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 网址: http://www.htyxyyxgc.cn/qikandaodu/2021/0112/402.html